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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的金融重塑,凯恩斯到底做了什么?

引言

我想经营一条铁路或组建一个信托,或至少诈骗投资大众;掌握这些事情的规律是那么容易而有趣。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05年

布尔什维克革命不是“一战”的唯一后果。被协约国和俄国军队打败后,德国的殖民地、船队、入海通道、大片生产性领土都被剥夺,同时还背负着无法偿还的债务。这一债务最终引起了人们对于建立在主权债务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关注。

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为英国代表参加了战后谈判。1919年,他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并于当年6月辞职以抗议对德国过于苛重的和约条款。

凯恩斯写过一本极受欢迎的关于《凡尔赛和约》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在他看来,《凡尔赛和约》是战争以经济方式的延续。尽管“一战”给英国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凯恩斯仍在书中恳求协约国对德国网开一面。德国人将会饿死,因为他们难以支付战争赔款,也无法进口足够的粮食来维持生存。这将导致可怕的政治后果。协约国要求德国支付2 690亿金马克的赔款。根据我的计算,赔款总额约为2万亿公升的大麦,相当于拉格什对乌玛的赔款的一半。从拉格什和乌玛到《凡尔赛和约》,民族国家的债务奴役从金融债务的起源一直延伸到成熟的现代金融技术。

一战后的金融重塑,凯恩斯到底做了什么?

《和平的经济后果》充满了人文主义、哲学、金融和八卦流言。对好奇《凡尔赛和约》如何产生的世人而言,凯恩斯的揭露令人振奋。他勾画了世界大国领导人的生动肖像。在凯恩斯看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未能形成现实的解决办法源于他呆板的“长老会”式风范,以及对其对手谋略的失察;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是一个有着不可思议的技巧而又精明的魔鬼,他经常戏弄乏味的威尔逊;法国总统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被描绘成一个冷漠、强硬,且与德国不共戴天的人。三人一道,成为《麦克白》中三个女巫的现代化身。

虽然这本以纪实手法描述“一战”后和谈的著作娱乐了读者大众,但就本质而言,凯恩斯将巴黎和会谈判的失败归结到了资本主义的缺点和现代社会心理学不足的问题上。在这个方面,他与马克思、霍布森、列宁相同。在他看来,现代投资市场使得人类能够超预期地在统治阶级控制下为未来储存资本:

当前社会模式下,大部分增加的收入转移到了最不想消费它们的阶级手中。19世纪的新富人群并没有什么大的支出,相较于直接消费的乐趣,他们更喜欢投资给他们的权力。事实上,正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使得稳固财富和资本改良的累积成为可能,这也是这个时代不同于其他的原因。事实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优势。

对凯恩斯而言,资本主义制度虚实并用的“双重诡计”天生不稳定。他抱怨最多的是统治阶级的吝啬,即对储蓄的癖好。凯恩斯对延迟消费、将经济价值从现在转移至未来等观念的批判,是他尖锐地批判巴黎和会的原因。

一战后的金融重塑,凯恩斯到底做了什么?

凯恩斯把战争看作一个新金融秩序的转折点。它向工人阶级展示了他们所失去的东西,也使得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的积蓄在面临极端不确定的未来时毫无价值。他认为,这两个阶层的心理都将倾向于注重消费和当前的生活品质。在他看来,花费一部分储存的资本主义资产是通向更好未来的道路。凯恩斯的著述因其可怕而又准确的预言而闻名。“一战”后灾难接连出现,包括通货膨胀、法西斯主义和作为马克思主义极权国家的苏联。

《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批评者指出,实际上德国经济恢复得比凯恩斯预测的要好,而且最终赔款额大幅减少。不管怎样,主权债务的政治影响这个根本问题已经令全球读者瞩目,也被纳入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凯恩斯是现代金融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处在三个重要主题的连接点上,即主权债务问题、情绪之于市场的重要性,以及股票市场投资冒进的问题。

作为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国际债务中霍布森选择效应问题的关注。“二战”之后很多年,他帮助建立了解决或至少试图减轻金融市场失灵现象的金融组织。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共有29个同盟国参加谈判,首次建立起了一个国际金融架构。会议效仿凯恩斯在其1933年的文章《通往繁荣之路》(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中提出的“世界经济会议”,会议的目标是建立共同的世界货币及其管理机构。在11年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凯恩斯不仅代表英国利益,也代表了全世界的观点。他提出了在债务国和债权人之间嵌入一个国际制度框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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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后的协议内容并不是由凯恩斯提供的那份计划,但二者的基本结构相同。该金融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二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应对主权债务问题的新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是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帮助一些超额外币负债的国家,为其提供贷款并引导其重回收支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与存在货币问题的国家进行集体谈判的新方式。各个国家先将资金汇集形成资金池,而后任何收支不平衡的国家都可以从中借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免除了旧式的主权债务抵押。不会再出现类似占领鲁尔区作为强制支付担保的情形,也不再需要将进口关税或运河收入作为对别国的直接债务予以抵扣。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设定为未来贷款的条件,并要求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经济体进行结构调整。解决方案是由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自利的债券持有人和银行贷款人设计,内容包括货币贬值的紧缩性政策、增加出口和贸易自由化以及对自由市场与私有化政策的引入。

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条件的国家有时会抱怨它们所处的困境和“所开药方”的失败。例如,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的紧急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施加的经济紧缩条件并没有挽救希腊经济,反而导致了更高的失业率与更加艰难的情况。然而,比较现代希腊债务违约与其1898年的债务重组,我们会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存在,至少使得国家的完整性和主权得以保留

一战后的金融重塑,凯恩斯到底做了什么?

在克里特岛和土耳其的战争失败后,当时的希腊同现在一样无法支付其国际债务。不过彼时的希腊政府没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而是与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债券持有人委员会进行了协商,结果是希腊财政的控制权被移交给一个国际委员会,就像1878年英国对埃及的控制一样。这个委员会直接将用于偿付债券持有人的收入从战后对土耳其的战争赔款中转移出来。虽然凯恩斯并不是这个新结构的唯一“设计师”,但他肯定是主要的力量之一。参与1919年巴黎和谈的经验使他坚信这是正确的事情。现代希腊应该对凯恩斯表示感谢,因为他为对于混乱国家的紧急救助奠定了基础,并至少保持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完整性。

在以新颖而引人注目的方式解释资本市场方面,凯恩斯几乎与卡尔·马克思一样重要。两人各自定义了经济思想的两个学派,两个人都改变了世界。

他们的说服力不仅源于他们的文学天赋,同样源于他们的经济学逻辑。他们都持有很深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将储户视为吝啬的囤积者。这些刻板印象与公众的想象产生了极大共鸣,因为两位作家的创作时间恰好处于人们对现代世界的未来存在极大不确定和公众焦虑之时。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分析,还需要一个能够满足其潜意识的故事——一个能够同时满足大脑两个半球的解释。

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混乱和全球资本市场新现象的出现,以及胜负分明的世界新秩序,与他激烈的批判言论和他将经济重塑为集体企业的激进建议形成了共鸣。

一战后的金融重塑,凯恩斯到底做了什么?

凯恩斯的批评只是更为巧妙。作为一名年轻人,他撰写了一份自以为是的攻击现代金融冲突的宣言。作为一位成熟的经济学家,他的巨著出现在大萧条期间,批判古典经济学,称其为一个失败的范式。他不仅对合理优化提出了挑战,还重新引入了人性中的古老幽灵——《愚蠢之镜》中的精灵、恶魔和狂热,这些形象仍然在发出回响。

不同于马克思,凯恩斯从现实的状况出发提供了救赎方案。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拯救源于革命。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在挽救低迷经济中起突出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十分乐观的。由于信贷周期和低效投资决策导致的现代经济起伏波动,是可以由政府通过利率政策,甚至直接提供就业的方式来控制管理的。凯恩斯预期中的未来经济只有高点而没有低谷。它打破了原有的过剩引发经济危机的道德观点,因而在大萧条之后成为经济政策讨论的核心也就不足为奇。

结语

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国召开,人们普遍认为协商新的金融体系的过程使得凯恩斯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亨利·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产生了矛盾。那时的凯恩斯是在为英国争取金融利益,他的国家再也不能像原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时那样设置和解协议条款了。凯恩斯认为美国超越英国是件困难的事情,但他确实意识到金融史的新篇章已然翻开。他感兴趣的是这个由美国主导的新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凯恩斯对此早有充分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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